雷竞技APP中邦古籍十篇·全文

　　和刻中医古籍指的是中国医家编撰的、传入日本并经过日本刻印出版的中医类古籍。这类和刻本底本属于传入日本的中医古籍，或以原书基本内容为主，保持原书基本结构框架，辅地增加假名（日语中的表音文字）训点、眉批、旁注、序跋等内容。

　　中国医学流传到日本主要是通过两国人员和书籍的交流进行的。公元562年，吴人知聪经由朝鲜将164卷中国典籍以及佛像、乐器等带到日本、其中包括最早东传的中医药文献《明堂图》。中日之间以书籍为媒介的医学交流自此开始，直到江户时代末期从未间断过。在交通尚不发达的古代，遣唐使、入宋僧和往返于两国间的商人，源源不断地将承载着中医药知识的书籍传入日本。而日本的医学界视书籍为老师，经过上千年不断地钻研学习，逐渐理解吸收了中国医学的主要精华，并融合本国的医学经验，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汉方医学。

　　中医古籍流播日本可粗分为早期（江户时代以前）和江户时代（1603～1867年）两个阶段。隋唐时期，日本积极移植引进中国文化，随着向中国派遣“西海使”（隋代亦称“遣隋使”，唐代亦称“遣唐使”），中日两国之间也开通了往返于海上的“书籍之路”。考查编成于885～897年间的日本国家藏书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可以看出，中医发展史上比较重要的早期著作在隋唐时期多已传入日本。另外，宋版医书传入日本是从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年）末期开始的，第一本传入的宋版医书是《大观本草》。自公元1192年镰仓幕府之后，日本开始大量引进宋版中国医书。江户时期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富有魅力的中国丝绸、纺织品、药品及书籍等却源源不断地通过长崎运往日本。据日本学者真柳诚统计，江户时期，有传入记录的中国医书除去版本等的差别外共计804种，涉及医方、本草、伤寒、金匮、内经、针灸和痘疹等各个方面。从这些医籍的传入时间来看，江户时代除受到“迁界令”影响的20年中传入医书数量骤减外，其他时期没有明显的起伏变化。通常的传入记录为每10年60～110次，江户时代中期（1711～1730年）和后期（1731～1867年）的各20年间出现了两次高峰。这一时期所传入的医书，大部分是明清时期的著作。特别是明代医书传入后被大量翻刻，对日本医学发展的影响很大。随着中医古籍大量东传日本，江户时期医籍的翻刻事业也逐渐兴盛起来。

　　江户初期，西方和朝鲜的活字印刷技术先后传入日本，促进日本的印刷刊刻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京都、大阪、江户等地，至江户时代后期，医书的刊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和刻中医古籍最初以日本古活字本为主，大约兴盛50年后转向采用整版印刷技术，并且逐渐开始重视版本的质量和校勘工作。据统计，江户时期有传入记录的804种医书中，314种曾经和刻出版过，出版次数达到679次。约半数左右的医书出版于江户前期，尤其集中在内容难解的“内经”以及技术高难的“针灸”方面。从江户中期开始，日本传统医学逐渐走向本土化，日本医家的著作出版增加，与此同时和刻版中国医书需求量减少。后期受到“古方派”的影响，为了翻刻宋以前及清代关于《伤寒论》的著作，和刻版稍微有所增加，但未形成规模。

　　日本是中国周边国家中输入和翻刻中医古籍最多的国家，加之日本历代对医书十分重视，妥善加以保存，因此往往藏有中国已经失传的古医籍。早在公元1092年，北宋政府就通过高丽使节迎回了一些当时中国失传或罕见的中医古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灭汉兴洋”之风的影响下，许多汉方医学馆和刊物停办，学术研究一蹶不振，学派气势业已衰落，中医古籍也因此不再受到重视，大部分封藏在图书馆中，还有一部分流散于民间。清末以杨守敬、李盛铎为代表的学者们积极赴日购归中医古籍。通过他们的努力，大批濒临失传的古医书回归到中国。近几年来，中日两国学者日益关注海外现存的散逸古医籍，从日本回归了大批有价值的文献，保证了中医古籍的传承与研究质量。

　　目前中国国内馆藏和刻中医古籍221种，考虑版本差异共有448版次。其中，有明确和刻年代记录者共为184种、332版次，刊刻年代大部分限于日本江户时期。这些和刻中医古籍涉及医经、基础论、伤寒金匮雷竞技APP、诊法、针灸推拿、本草、方书、临床各科、医案医话、医史和养生等十几个方面，其中“临床各科”类占总体的32.4%，“方书”类占17.6%，“伤寒金匮”类占12.5%。

　　考查中国馆藏和刻中医古籍的刊刻年代，呈现出江户前期刊本数量最多，后期出现小高峰，而中期最少的特点。这一结果与真柳教授所调查的江户时期中国医书翻刻状况相一致。另外，笔者还发现，返传中国的和刻中医古籍虽然数量有限，但种类非常丰富。返传和刻中医书的种类占总体和刻医书种类的60%左右。其中返传比率较高的“内经类”“伤寒金匮类”和“针灸类”达到70%以上，“本草类”和“痘疹类”相对较少。由此可见，在回归和刻中医古籍时，收集者基本上做到了全面地进行收罗，避免了同一种书籍的重复，尽量返传更多种类的和刻中医古籍。对比江户时期和刻次数与返传次数前10名的和刻中医古籍，结果有7种相一致，分别是《伤寒论》《难经本义》《金匮要略方论》《医方大成伦》《十四经发挥》《万病回春》《素问玄机原病式》，可见中日两国医家都对这些经典著作较为重视。另外，日本医学家将中国熊宗立的《医方大成》摘去其中的论说，编成《医方大成论》在日本广泛刊行，并返传中国很多版次。可是这些版次很少被中国再次刊行，此书在中国始终流传很少，由此说明中日两国医家的着眼点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返传中国大陆的和刻中医古籍主要收藏于全国23个藏书机构，分布在7个主要城市和地区。其中北京地区最多，共计380部；其次是上海地区，共计154部。另外，中国东北地区、江浙一带以及天津所藏也较丰富。藏和刻中医古籍超过10种以上的地区还有四川省。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各类典籍文献卷帙浩繁，但是现今对于古籍的保护和修复却做得远远不够，古籍修复的技术人员也十分匮乏。我国古籍保护的形势严峻，由于大量古籍收藏在图书馆中，与文物管理归口不同，造成我国在重点投入资金的文物普查和保护中很少惠及古籍文献。古籍修复是一项非常神圣而有意义的工作，它对文化保存有着重要的意义。这项工作是从业人员用美丽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让众多濒临消亡的珍贵古籍重获新生，用耐心和责任让价值连城的历史典籍穿越时空呈现在今人面前。国家图书馆研究员胡玉清曾说过“每一次亲手触摸到百年甚至千年之前的古籍，心中都在涌动一种激情，感觉像是在与祖先对话，也许这就是古老文化拥有的一种独特魅力吧”i。古籍修复技艺是保护祖先智慧、延续我国传统文化的骄傲，对更好的保存典籍文献有着重要意义。据史料记载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四千多年，积淀下的文献典籍卷帙浩繁。历经岁月变迁保留下来的古籍文献在约3000多万册古籍中，需要修复ii的古籍就已经达到1000万册。而我国古籍修复人员严重不足，全国从业人员加一起不足百余人。如让这百余人来修复这1000多万册破损古籍，按比较快的工作速度也大概需要上千年才能完成修复任务，而在这个过程中其余待修古籍也会随着环境恶化、保护不当等原因继续酸化破损。

　　面对汗牛充栋的古籍，我国古籍修复人员的培训大多沿用“师带徒”iii的形式，培养一个能独立完成工作的徒弟大约要两年左右的时间，而一个能独立完成工作的修复人员每天按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算，一天也只能修补iv十多张书页。按目前的规模和修复速度估算，北京仅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市文物局等单位收藏的古籍就有约500万册，待修的约有1/10。然而，北京各文化机构和民间的专职修复人员加在一起不足60余人。如果只靠他们，修上800年，才有可能把北京的古籍修完。

　　近年来由于我国古籍修复业入行难、收入低、人才短缺等原因，致使我国当下古籍修复行业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难。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产业的盛行，国家对古籍保护计划越来越重视。修复那些浩如烟海的破损古籍迫在眉睫，古籍修复不再局限于事业单位的自我修复，逐渐变得多元起来。与此同时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艺术追求也上升了一个台阶，经济收入相对高的大部分人们把注意力投入古玩市场，古籍也就逐渐成为古玩市场中备受推崇的对象。除此之外，还有各大拍卖公司，知名院校图书馆、民间私人藏家以及佛教寺庙的破损古籍都亟待修复。

　　民间收藏大军的日益壮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古籍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也促使民间古籍修复的需求日益迫切。而各大事业单位仅有的几名修复专家连馆藏善本的修复都忙不过来，更甭提顾及民间收藏品了。显然，民间古籍修复机构短缺，修复人才也严重匮乏……据了解，自2000年以来民间不断催生了像“北京古艺山房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南京中友”等这样的民营古籍修复机构，这些修复公司一般规模不大，它们大多隐身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其拥有的专业修复人员多则六七人，少则二三人，他们业务很广泛，主要面向国有文博机构、民间私人收藏、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各大高校图书馆以及佛教寺院等。

　　民间修复机构“北京古艺山房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是北京一家专职修复古籍的公司。古艺山房多次承接北京市文物局、首都图书馆、北京市民族文化宫、北京师范大学等国有文博机构委托的古籍修复工作。据了解，这些机构是该公司主要的客户，当然私人收藏和拍卖公司的业务也应接不暇，只是由于该公司修复人员有限，专业人才难于培养，对前来送修的破损古籍只能是排队逐一修复。因为古籍修复是良心活儿，必须有严格的技术要求，每做一个环节都要严格谨慎，小心翼翼。万德古籍的周女士则介绍道，国有文博机构的修复任务都会有相应的专款，修复公司通常是按照古籍善本评估价值的10%来收取修复费用。钱虽然不多，但是这样的经营性收入比较稳定。

　　“南京中友”也是一家民营古籍修复公司，据该公司相关负责人所述，虽然古籍修复比起书画修复对从业人员的要求更高，但是市场经营状况与书画修复不相上下。据我了解，民间古籍修复机构要比民营书画修复公司数量少很多，近年来民间古籍收藏的兴起，供不应求的市场让这些屈指可数的古籍修复公司忙的不可开交。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事业单位的古籍藏品不再局限于自我修复，而是转向与民间修复机构的承包合作，这无疑不是在显示着国有文博机构修复人才的极度短缺，面对濒临消亡亟待修复的破损古籍而选择像“北京古艺山房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这样专业性强的民营修复公司进行合作。显然，民间收藏的兴起使得原本就供不应求的古籍修复市场更加忙的不亦乐乎，这些无不映射着我国当下的古籍修复有一个重要的市场需求。

　　古籍修复不仅是一项复杂、细微的技术工作，而且也是一项长期性的艰巨任务。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大中专院校的图书馆共收藏古籍3000余万册，其中千万余册损毁和自然老化非常严重，亟待修复。一个更加严峻的事实是，与待修复的古籍相比，全国从事古籍修复的技术人员却不到100人，而在这些技术人员当中，40―50岁的占到了绝大多数，只有不到1/6为40岁以下，可称为专家的不足20人，显然古籍修复事业已呈现出人员不足、人才培养困难、层次偏低的严峻局面。

　　长期以来，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一直沿用的是口耳相传、师徒授受的传统方式，直到今天这种方式仍然是修复业的主要教学模式。由于修复行业本身的性质和要求决定了“成材率”偏低。用张平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十个人里也难寻一个优才”，再加上，如同中医医术一样，古籍修复是一门需要时间和实践磨砺的技艺。现在大多数人都怀抱急功近利的目的去工作，他们工作一年甚至半年就耐不住寂寞、受不得清贫、沉不下心、坐不了冷板凳，便转行跳槽，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便更加的困难，年轻后备人才的匮乏也实之令人担忧。

　　总之，在市场经济的文化背景下，古籍修复市场人才匮乏的原因有两大点。一是长期以来古籍文献只是在“弘扬传统文化，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意义上才获得其存在价值。二是是传统的偏见和古籍修复行业自身的独特性。古籍修复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操作性很强的工作，但许多人把修复古籍看作是一种修修补补的“雕虫小技”，没什么前途。另外，古籍修复一般用“整旧如旧”原则，大多都是纯手工操作，工作速度慢，被修复后的古籍看不出明显改观，修复人员的价值难以体现。古籍修复工作单调枯燥，又十分辛苦，从业人员不仅要具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还要能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因而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很多人不重视也不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对于古籍修复人员，多年来没有一个行业规范，造成古籍修复人员一直在专业人员与普通工匠之间游移，职称和待遇得不到解决，使得相关人员的选拔、培养及考核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

　　i姜天骄.让文化的根脉绵延永续[N].经济日报，2009-4-5（007）.

　　ii修复：是“补破，然后复原”。参见：杜伟生.中国古籍修复与装裱技术图解[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65.

　　书，通常意义就是以纸为载体，把有内容的文字写或印刷在纸页上，然后装订成册。但作为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书，书籍的“装订”工艺是不可或缺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装订是书籍外观形象总成，但是，装订形式又首先受到制作材料的限制，受到社会经济状况、文化传统及制作方法的影响。

　　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可以追溯到商代，记录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大量龟甲、兽骨之上。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书籍雏形。随着文字的不断发展和演变，书籍的形式也渐渐完善。书籍装订形式也更加丰富多样。如战国时期的“竹简”、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和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这些不同材料、不同装订方式构成了中国书籍所特有的文化内涵。以下便从这几种不同历史时期的装订形式略作探讨。

　　第一阶段：战国时期“简策书”主要用于官方。简册书仍沿袭甲骨文、金文的竖写直行、由右而左的款式。竖直写上字、一片一片写完后，从左向右将并列的各简片用丝绳在缺口处编连成册，这样装订就算结束了。这种文字竖排形式和制作使阅读者在阅读时眼睛不断的由上至下，从而给人不断的点头、赞同之意，这也充分说明古代统治阶级统治百姓手段的体现。我国古代的许多重要著作都是写在简策上的，如《诗经》、《春秋》、《周易》、司马迁的《史记》等。

　　第二阶段：卷轴装我国历史上使用最久的书籍形态。卷轴装始于周代，盛行于隋唐，一直延用至今。，天人合一。“卷轴”之所以取代“简策”的主要原因：纸张发明后，成为书籍载体的主要材料。优点在于质地轻薄易于阅读和收藏。在排版上也是由右至左竖排。现在我们有许多书画装裱形式，就是借鉴古代“卷轴装”。

　　第三阶段：经折装起源南北朝，是佛教徒受印度经书的启示对卷轴进行的革新，正反面都可印上文字，这种书籍形态为人们阅读提供了方便。今天我们还有些宣传册、产品介绍书等就是这种装订形式。

　　第四阶段：蝴蝶装是印刷术发明后新出现的书籍装帧形式。最早盛行于宋代。由经折装演化而来，人们在长期翻阅经折装书籍的过程中，经折装书籍的折叠常常断裂，而断裂之后就出现了一版一页的情况，于是渐渐出现了将书页装订成册书籍就是“蝴蝶装”。但缺点在于阅读时，每翻阅一面便遇到两个空白面（无文字）。虽方便了人们的携带与收藏，但翻阅困难。宋朝后，蝴蝶装渐渐被包背装代替。蝴蝶装的应用，是书籍装帧形式的一大改革。

　　第五阶段：元代中期开始，书籍多用包背装。与蝴蝶装最大的区别是折页方式，每版仍然单面印刷，但是折页时是向外而，折好的书页依顺序排好，向右而集成书脊。其优点在于：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书籍更为坚固耐用。是书籍装帧形式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更接近于今天书籍的装帧形式。，天人合一。，天人合一。

　　第六阶段：线装出现在北宋末年，直至明万历年后才得以发展，到了清代线装书达到了鼎盛。清代线装书成为独具民族气派的“国装”了。线装书在折页方面与包背装没有差异，版心朝外，背面相对。线装用线固定；

　　中国古代传统主流文化： “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古人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同构”下、在“天人感应”的影响下，用《易经》的思维方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人为主，以人为核心，观念影响的美学观，设计书籍装订及版面。从这个意义而言，“天人合一”和“人文主义”在中国书籍形态演变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可以说中国书籍设计历史就是体现这一观点的最好例证。，天人合一。

　　古代书籍装订简牍装中的“编”是非常重要的，简片不能成书；所以从形式上讲，“编”就是简策的装订，同时影响了卷轴装书的装订，只是用料不同。却表达出“天人合一”中人参天地（即人可以用万物）、以人为主的人文主义世界观。卷轴装书虽然没有简策书显得古朴，却多了雅气，充满着文化气息。卷轴装在安排顺序、结构的思路上仍没有离开“天人合一”和“同构”，反而感觉更深入、更丰富了一些。旋风装书的“编”仍是粘，比卷轴装书又增加了将写好的书页按先后顺序自右向左错落叠粘。首次出现了翻页对后世的书籍影响很大，一直沿用。经折装是“卷”发展到经折装时必然出现的突破，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无“折”，就不会有后来装订形式的逐步完善，也不可能有现代书籍的装订形式。蝴蝶装书从装帧形态上讲，和以往任何时候的书都不一样，它用折、粘等手段把零散的单页按顺序紧固在一起，有条不紊，变成一种和谐的关系，是相对完整的“天人合一”整体。而包背装书则改变了蝴蝶装书内在的不和谐的缺点，在翻书的时候不会出现断页现象。，天人合一。结构变得更趋合理，“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和行为再次得到更深一层的体现。，天人合一。包背装和蝴蝶装在形式上虽然只是书口内折还是外折之分，却在更深的地方体现了其中国传统文化。线装书经过改良把不和谐的因素均已淘汰，剩下的都是必不可少的精华，穿线是最后的改进。线装书是传统文化的产品，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所达到的高度和完美的方式，因为，文化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人化。

　　从古代装订简牍装被卷轴装取代、卷轴装被册页形式取代等，都表明了人文主义精神在书籍设计中的作用及其意义。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其中得以充分体现。

　　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中国古代书籍装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中国传统书籍形式将当时生产条件下的各种因素实现了完美统一。因此应该在继承和发扬民族特色的同时，在书籍装帧设计中如何体现当代时尚艺术特色并能创造书籍形式的多元美感。是当代应解决和思考的首要问题。正因为如此目前国内书籍设计师也开始尝试将古代装订方法加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如吕敬人设计的《朱熹大书千字文》，外函将一千个字反向雕刻在桐木板上，仿宋代印刷雕版，全函以皮带串连，如意木扣锁合，设计寻得一种古朴的夹版装书籍形态。《忘忧清乐集》不拘泥于传统书籍形态已有的旧模式，为设计提供了运用现代设计理念全面体现传统古籍的机会，以一种立体的思考行为，为读者创造与书籍交流的机会。除此之外荷兰书籍设计师米勒汉默《法式折式》及布瑞塔穆勒《风琴折式》也尝试在自己的书籍设计作品中借鉴使用中国古代装订形式。

　　由此可见，书籍装订形态变化，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需求。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不可忽视，如何将两者更好的融合在一起，便是创作的源泉。在现代书籍设计过程中，应立足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不断总结前人经验，以人的需求为设计出发点创造和满足社会和大众的需要。

　　1、（日）杉浦康平《造型的诞生》李建华、杨晶译，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

　　2、（美）罗伯特库佛：“书籍的终结”，《纽约报书评》1992.6

　　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其文化考古价值令世界上许多人迷惑与垂涎，但起初在中国沙漠的深处和残破的洞窟城堡里埋藏着的丰富的古物并不被世人所知，是一些探险家在实现“攫取军事情报”的目的时，尝到了意外收获的甜头，才让中国成为西方探险家的乐园。至1899年，“第12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在罗马召开。会上，在俄国学者拉德洛夫(W.Radloff)的倡议下，宣布成立“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人种探察国际协会”，在俄国圣彼得堡设立总部，在各国设立分部，从而把大力推动在中国西北考古调查的目的与行动组织化、正规化。在协会领导下，俄、英、德、法、日、美等十几个国家纷纷组织探险队进人中国的新疆、甘肃、蒙古、等地区考察。雷竞技APP所有探险队无一不以科学考察为名，实则把攫取古城遗址和佛寺洞窟中的古代文物作为他们的主要考察动机和行动目的。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即从1893年至1931年的粗略统计，外国探险队仅进入新疆就有100余次，这是近代史上外国人来中国探险考察活动最为频繁甚至猖獗的时期。对于各国不远万里、不惜代价陆续来到中国的探险队，每次从中国攫取大量的文物典籍和考古资料等，都让他们产生发自内心的无与伦比的痛快，这就是他们锲而不舍地来中国探险的真正意义所在。虽然造成中国古籍文献流失的方式和途径很多，可是这些来至世界各国的探险考察队将中国古籍文献运往世界各国的能量与作用不可低估。

　　2.1.1黑水城探险的最大赢家科兹洛夫1908年受沙皇指派率队来中国考察。他们在甘肃居延附近发现了西夏古城黑水城，在这里挖掘找到了书籍、信函、纸张等一些文物，装了10个大箱，运往圣彼得堡。科兹洛夫继续发掘黑水城，终于在西城郊的一座西夏大佛塔中发现了奇迹。塔内从上部到基座摞满了大量的西夏文献和文物，公文、契约、书信、票据等，科兹洛夫指挥全部捆载运往圣彼得堡。据黑水城西夏文献编目有8465个编号，文献总数有15万件以上。

　　2.1.2马洛夫带走珍贵的回鹘文写本马洛夫于1909、1913年两次受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派遣，到中国新疆、甘肃一带探查研究尔语和裕固语。1910年，马洛夫在甘肃酒泉文殊沟寺庙中获得了珍贵的回鹘文《金光明经》写本和许多中国佛教文献，现存397叶，是古代回鹘佛教徒最为推崇的经典之一。这些佛教文献存在圣彼得堡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是目前所知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回鹘文写本之一。

　　2.1.3鄂登堡探险队贪得无厌的劫掠鄂登堡于1909年6月带领“中国西域考察队”来到吐鲁番，盗走一批古文书、钱币、绘画、佛像和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共装了100多箱，取道喀什偷运回国。1914年鄂登堡再次带领12人考察队到达敦煌，他们深入当地居民之中寻觅写卷、雕塑等，总计搜集到350件。又在藏经洞里挖出大批文献残本和碎片，总数近20000件。同时，还在敦煌测绘了莫高窟400多个窟的平面图、拍摄照片、测绘洞窟图纸等，资料数量达2000多幅。

　　2.2.1格伦威德尔探险队第一次新疆掠夺20世纪初，格伦威德尔发起组织并领导了第一、三次皇家普鲁士吐鲁番探险队。1902年初，格伦威德尔率探险队到达吐鲁番。沿途探察了库车、克孜尔和高昌故城等地各个洞窟的构造、壁画以及寺庙等。他们拿走了吐蕃文、粟特文、婆罗谜文、鲁尼突厥文、中古波斯文等文书文物，装满46大箱。

　　2.2.2壁画大盗勒柯克第二次新疆掠夺1904年勒柯克担任探险队领队，第二次到新疆探险。他们在吐鲁番高昌城发现了摩尼壁画、摩尼教文献和摩尼教旗幡，将其统统收入麻袋。而后，他们又来到吐峪沟展开搜查，终于发现了一间封闭的石窟密室，凿开密室，发现不少8－9世纪的写本和精美的刺绣品。他用了1个月时间来认真包装，最后用克虏勃兵工厂的炮弹箱装了60箱，每箱重达230斤，托运回德国。

　　2.2.3格伦威德尔与勒柯克合伙第三次盗掘1905年8月，勒柯克与格伦威德尔合伙组成德国的第三次探险队，目标是新疆的库车、克孜尔等地。勒柯克这次带了特殊的工具来盗割壁画，和他的助手巴塔斯采取极端粗暴的行为，肆无忌惮的切割操作，共锯走28幅。连同在交河古城盗取的大量古文书、经卷等，共掳走128箱，经过20多个月的运输，于1907年1月运回柏林。

　　2.2.4“倒霉”的探险家特林克勒特林克勒1927年带领探险队经印度进入新疆。他们在塔克拉马干当地人手中收购了一些文书，又在丹丹乌里克寺院中得到1件回鹘文手稿等文物。当他们带着猎物来到玛札塔格时，中国地方当局明令禁止探险队从事任何挖掘和收集，所有攫获的文物均被官方扣押。特林克勒只好空手而归，留下队员博斯哈德做善后工作。最后这批文物给了特林克勒探险队一半，另一半充公，又被博斯哈德赎买回。到了12月，博斯哈德才带着数十箱文物经苏俄回国。

　　2.3.1鲍威尔新疆佛塔中的偶得1889年，鲍威尔来中国新疆探险，在天山南麓地区的一座废佛塔中，偶然得到了一批未知抄本，运回英国后，当时在印度的梵文学家霍恩雷博士，鉴定出这是现存最古的梵文写本，于是，新疆出土梵文写本的重要学术价值，很快就为欧州学术界得知。

　　2.3.2华达尔从地区掠走的文献1903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华达尔与扬哈斯本一同执行使团任务来到。华达尔掠到的藏文手抄本和书籍，其中有早期梵文版佛教经书，藏文手写本《大藏经》及其相关典籍。华达尔在整理移交时列出了这批藏文文献的清单，共计464号。这批数量众多、不为世人所知的手抄本和书籍，是欧洲从未获得的最大和最丰富的文献。

　　2.3.3卑劣贪婪的盗宝者斯坦因斯坦因先后4次、历时19年在我国丝绸之路行窃，盗走数以万计的文化珍宝。1900年，他第一次进入新疆，获取文物文书180件左右，木简300多片，其他660件。1901年7月，斯坦因携带所盗约1500件文物文书返回伦敦。1906年，他第二次中亚探险，在楼兰挖出了100多张纸片和几十块木板。他们又进入敦煌莫高窟，以一笔捐款蒙骗了王道士，获得了一些珍贵写本：又以约200两马蹄

　　银换取了经卷8082卷、木版印刷本20卷，装了24箱；5箱精美绝伦的绢画、刺绣和神幡等艺术品，共计29箱、9000余件。探险队回到和阗清点文物装箱，连同敦煌文书29箱，共装93个大箱子，于1909年1月完整地抵达伦敦。1913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他们在米兰剥下11块精美壁画，装了6个大箱驮走。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以500两银子的代价又得到570余件敦煌写本，装满了4个箱子。接着盗掘了阿斯塔那48座古墓和一些古遗址，又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无知乡民挖出的文书，共盗得182箱文书、碑碣、墓志等。1915年9月3日，斯坦因出境所携带的装有文物的“箱子一百玖拾口，计重一万七千斤，车十六辆”顺利出境回国。1930年3月斯坦因第4次来华探险是受美国的雇佣，在我国文化界的强烈抗议下，政府下令扣留其所获文物，将他驱逐出境。

　　2.4.1杜特雷依探险队的新疆掠夺1890年，杜特雷依在俄国领事馆的支持下前往中国新疆与探险。他们在罗布泊一带对古城和墓葬群进行挖掘三年之久，获得了大量的文物和吐鲁番文书，并买到了古老的卢文贝叶本《法句经》，杜特雷依把所获文书运回巴黎。杜特雷依再来探险时，在青海玉树被所杀，使这支探险队以悲剧告终。

　　2.4.2博南考察队在莫高窟的收获博南考察队于1899年对我国的宁夏、阿拉善沙漠、张掖、酒泉、安西、敦煌等地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当年9月末，他们到达敦煌，在莫高窟曾采集碑文拓片若干，盗走大历11年、乾宁元年题记的唐代版画4幅。

　　2.4.3汉学家伯希和的敦煌劫宝伯希和于1900年2月被法兰西远东学院派到北京搜罗中国古书。他在北京以各种方式搜罗了一大批汉、藏、蒙文珍典以及绘画、景泰蓝等文物，于1901年初带到河内。1904年伯希和被任命为考察队队长，来到新疆考察1年多时间，获得了大量的写本、壁画等文物。1908年2月，伯希和带领探险队来到敦煌藏经洞，他以向王道士提供捐助为诱饵，很快被允许进洞挑选文书。伯希和在15 000多捆经卷中挑出三分之一的精品，仅以600两银子便换得了这些无价之宝。他还用化学溶剂剥走了7个洞窟的26方壁画，面积达300多平方米。6月，伯希和带着用10个大木箱装着的5000余部敦煌经书、绢本和壁画，与先前劫得的文物文书合并为80多箱，近7000件精品，派队员努埃特乘船护送返回巴黎。1909年8月，伯希和再次赴北京购买中国古籍。这次，伯希和随身携带了一些他得到的敦煌珍本，出示宣演给北京的中国学者，买好他们以取得帮助。这消息震动了北京学术界，许多学者联名请求清廷学部立即电令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将遗留残卷押运北京京师图书馆保存。

　　2.5.1大谷光瑞探险队到新疆盗宝大谷光瑞在英国留学期间组织了在英国留学毕业的5人探险队前往新疆考察。1903年4月他们来到库车，收获主要有佛像、壁画、唐代文书、古钱币等，他们带着这些宝物回到日本。1908、1910年大谷又先后两次组队前往新疆探险，两年时间掠走了大量珍稀古籍。1914年大谷光瑞为解决西本愿寺经济困难，他卖掉约2 000件吐鲁番文物给汉城朝鲜总督府博物馆，其中文书至少100余件。日本共收藏吐鲁番文物约8000件。

　　2.5.2橘瑞超等人到敦煌掠夺橘瑞超于1908年9月进入新疆准噶尔盆地，先后发掘收获了佛经长卷、《金刚经》残碑、7身佛像，切割了15幅壁画。橘瑞超在楼兰20多个洞窟中挖出了藏文木简、佛教经典等文物，其中有一封汉文书信《李柏文书》。挖掘结束后，他满载着10多箱壁画佛像和大批西夏文书共7733件回国。1910年8月，橘瑞超又带着随从霍布斯来到敦煌，骗得王道士的信任，橘瑞超从中挑选663件精品带至旅顺原关东厅博物馆，抗战胜利后返回中国。吉川小一郎从敦煌骗得精品100余件，从民间购得600余件，这部分运回日本，总数约750余件。

　　2.5.3日寇组团到殷墟盗掘甲骨文1938年春至1943年的长达5年时间，正是日寇全面占领安阳时期，日本人多次组织“考察团”到殷墟大肆盗掘甲骨文。他们依仗军事后盾在殷墟掘地三尺，破坏和出土了大量甲骨文运回日本，使日本收藏甲骨文达12443片。

　　2.6.1美国文化强盗华尔纳1923年哈佛大学博物馆组成了第一次中国考察队，华尔纳任队长。他在黑城得到了金塔县县长弟弟讨好送给他的青铜佛像。1924年来到敦煌，华尔纳同样采取行贿王道士的办法得到揭取洞窟壁画的允许。他们利用化学溶液成功揭剥了12幅，共收获文物28件。1925年春，华尔纳第二次中国考察，任务是把莫高窟285窟壁画全部剥离回美国。当他们来到敦煌劈开佛像保护架时，附近村民群情激愤，最后他们赔钱重修才了事。

　　2.6.2瑞典探险队在中国的丰厚收获瑞典的赫定一生共4次到中国探险。1895年的第一次探险中他带走了阗河沙漠古城中很多古代印度卢文文书。1889年的第二次探险时，在旧罗布泊湖畔，他第一个发现了楼兰古国遗迹，在遗址中挖出150多件汉文图书。他将所获古物分类装箱，用9头骆驼运走了这些无价之宝。经德国专家鉴定，赫定发现了令世界震惊的楼兰古城。为此，他得到了瑞典国王授予的荣誉称号和英国皇家的金质勋章而名满天下。

　　2.6.3芬兰探险队掠走的中国文献芬兰在中国的盗宝头目是曼纳海姆，俄占芬兰时期，奉沙俄之命来中国刺探军事地理情报。同时他还为芬兰文物研究会等部门寻访岩画碑铭、搜集文物。1906年，伯希和探险队经过俄国时，他加入伯希和探险队一起进入新疆，后来与伯希和分手进入和阗到吐鲁番。他在和阗、吐鲁番沿途不择手段地收集到2 003件汉文古籍和珍贵的胡语写本。

　　从清末到民国，先后几十个国家延续上百年对中国进行了“探险”掠夺，而国人熟视无睹任其宰割。导致文化悲剧和民族之痛的主要原因在于：①清末政府昏庸无能，民国之时中国一片混乱，政治、经济上极度衰败，国家丧失综合实力，外交上软弱可欺，尚无文物保护制度，导致大量文物流失到海外。②清朝政府官员对于清政府已丧失忠心并日益腐败，政府官员对这些探险家不仅不抵御反而奉为座上宾。一些学者、官员，虽然已经知道敦煌文献的宝贵，但仍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没有尽到最大的努力来保护。③历来战争导致古籍文献消亡，战后肯定要面对古籍凋零剖散的局面。腐朽的清政府内外交困，无能抵抗八国联军的侵略和义和团的纷乱战局，更无法顾及保护文化遗产。④国人的麻木愚昧无知也可气可恨。普通百姓为了得到点钱，到处寻找古物写本低价出售给外国人，所有敦煌文

　　献的出卖都是王道士及当地人所为，所有的挖掘都是当地劳力所干，国人的奴性是文化盗贼的帮凶。

　　3.2.1文化遗产遭到毁灭性破坏所有探险家们不择手段不顾后果的行径，具有毁灭性的攫掠性质，导致了中国文化遗产的严重破坏和永久性损失。仅就敦煌藏经洞来说，各国探险队不仅盗走四、五万件古籍文献，还对洞窟、佛像、壁画、建筑等大肆破坏。探险队强盗式的破坏与掠夺，使许多中国文化遗产和文化名城的古老特色与文化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文物之间的有机联系被人为的割裂，造成信息的不完整和大量流失。

　　3.2.2文物典籍流失遍布全世界由于各国探险队上百次的“考察”，数不清的中国珍贵文物和古籍文献被他们掠走，入藏于世界各个国家的图书馆或博物馆，使中国古籍文献流失遍布全世界。仅敦煌文书就分散在10多个国家的30多个博物馆。和新疆地区的古籍文书被掠走数以万计，至于其他各种途径流失的中国古籍文献，在世界各国更是难以计数。

　　3.2.3民族文化承受屈辱与灾难当热情的牧民用美酒佳肴款待这些远道而来的探险队朋友时，万万没想到，这些来到大漠荒原的洋人是那样的强硬和傲慢无理，他们是怀着满足掠夺异国文化遗产的嗜好，炫耀对异国土地征服的欲望而来。他们肆无忌惮的掠夺导致大量珍贵古籍毁坏和流失，让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蒙受了巨大的屈辱和灾难，让中国文化命脉的保护与传承之路走得无比艰辛。

　　3.2.4传统文化研究受到阻碍各国探险队近百年的盗窃和掠夺，使中国的文化瑰宝遭到严重流散和毁灭。中国历代文书，除明、清两代，国内已所剩无几。不少经典文献寄寓国外而得不到开发利用，以致学者因研究需要不得不远涉重洋到外国去查阅。不少国宝出现在国际拍卖场上不能完璧归赵，以致国人为了古籍回归不得不投掷重金拍购，等于再次遭受勒索，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留给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哀。

　　3.2.5世代肩负古籍回归重任中国古籍文献追索回归工作十分艰难复杂。许多爱国志士仁人四海寻珍，为使国宝回家而不懈努力，但时至今日，仍因流失积重难返而不能使回归如愿以偿。如今，宋版书多有千年左右历史，明版书也有六百多年，许多古籍已濒临毁灭。为了传承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清除这段屈辱历史对我们灵魂的折磨，需要世代不屈不挠地为中国古籍回归而努力奋斗。

　　为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香港、台湾和大陆地区的古籍数字化形成了互为补充、共同发展的局面。

　　20世纪80年代,台湾和香港就开始了古籍的数字化工作。上世纪80年代,台湾中央研究院开始了“史籍自动化计划”,建立了廿五史全文资料库。1988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所研究成立“汉达古文献数据库中心”,是研究所“古文献数据库研究计划”的专门出版单位,也是香港从事古籍数字化工程的中坚力量。

　　与港台相比,大陆的古籍数字化工作起步稍晚,但发展迅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制作了文渊阁《四库全书》(与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合作,2000年完成)、《四部丛刊》(2001年完成)、《历代石刻史料汇编》(2004年完成)、《十通》(2004年完成)、《大清五部会典》(分别编撰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大清历朝实录》等电子文献。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是大陆很有实力的古籍数字化专业公司,它制作完成的数字化古籍总数在3万种以上,是目前大陆制作数字化古籍最多的公司。同时,一些大型的网站也在开发古籍数字化的工作。比如,国学网依托首都师范大学组织国内一批文史专家,经过长达多年的资料搜集,电子化校勘, 建成了一个总字数达8亿的大型中华古籍全文数据库——《国学宝典》。

　　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各种典籍版本众多,仅《红楼梦》的版本就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八十回抄本系统,题名《石头记》,大都附有脂砚斋评语,又名“脂本”系统。另一种是一百二十回本系统,即程高本,有所增删。 这两个系统中又有甲戌本、乙卯本、庚辰本、戚序本等等。古人强调,“书非校不能读也”。因此在进行古籍数字化时如何选择善本作底本,同时也要和其他的一些版本精心校对拾遗补阙等。并且由于保存条件以及纸张本身的原因,各种善本藏书很多已经受到了损毁,字迹不清、残缺等等现象严重。

　　从2002年开始,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21家单位制定了一些与中文古籍数字化相关的标准和规范,如:《古籍描述元数据着录规则》、《古籍描述元数据规范》、《舆图描述元数据着录规则》、《舆图描述元数据规范》、《拓片描述元数据着录规则》、《拓片描述元数据规范》、《家谱描述元数据着录规则》、《家谱描述元数据规范》等等。但各馆及数字资源生产商都是各自为战,给将来的统一检索留下隐患。因此,古籍数字化工作亟须一套完整的标准规范。

　　汉字的处理是古籍数字化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这与电子文本需要字库支撑的特点有直接的关系,而字库中汉字容量是有限的。古籍中众多繁体字、异体字、通假字、避讳字的存在,前人编撰古籍技术的不规范,都使计算机的文字编码不敷应用。目前业界大多采用Unicode作为文字处理的标准,但Unicode定义的汉字也只有7万多,并不能囊括现有古籍中的全部汉字,可以说缺字是古籍数字化的瓶颈。

　　OCR虽然是一种较为先进的自动化信息资源输入技术,但对图像质量、文字规范化程度要求较高,在对近现代文献的数字化工作中应用较广。由于古籍普遍存在字迹模糊,墨点、污渍和霉斑较多的特点,如果在OCR处理过程中,不能有效识别这些信息,在电子文本上就会留下大量乱码和不规则暗痕。部分手抄本古籍则无法通过OCR识别原文内容。

　　要想建立一个完整的中国古籍数据库,使用户一上机就能纵览古籍全貌,按图索骥,用其所需,就要实行统一的、行之有效的机读目录格式,重视统一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工作,是古籍数字化资源共享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古籍数字化只有在题名、编着人、卷册页码、刻工、文献形态等条目上 实现系统完善的着录,执行统一的分类标准和分类原则,才有可能使制作出来的产品易于读者操作和便于读者访问,实现古籍数字化成果和价值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共享。这些标准的制定不仅要由图书情报界、信息产业界和与标准相关的软件开发商参与而且也要有从事古籍整理的专业人员参与,只有这样才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共享古籍文献的统一平台。

　　在底本的选择上,慎之又慎,优中选优,善本的损毁程度直接决定了所制作的电子产品的优劣,所以如何选择底本,应以善本为要。善本,通俗的说,就是古书中保存较好的书。善本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合理利用,认真选择,利用电子版本保存更加有利于我国文化遗产的保存。

　　从事古籍数字化工作的人员既要掌握古籍整理的专业知识,又要精通现代信息技术。因此古籍资料数字化是传统学术方法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要确保古籍数字化工作的顺利开展,急需培养一批既具备古籍整理知识又能熟练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不仅要意志坚定,不为金钱名利所动,而且要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崇尚科学的精神。

　　1.毛建军.古籍数字化的概念与内涵[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04).

　　2.郝淑东,张亮,冯睿.古籍数字化的发展概述[J].情报探索,2007(07).

　　3.毛建军.欧美地区中文古籍数字化概述[J].数字与缩微影像,2008(01).

　　4.孟忻.古籍数字化的现状与发展方向[J].中国索引, 2008(01).

　　5.黄显功.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数字化资源服务——古籍保护效果的一个实例[J].图书馆学刊, 2008(01).

　　在7月13日的开幕式上，我校副校长沙马拉毅教授作为主持人，宣布了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刊布文献整理新材料、民族古籍理论研究、民族古籍保护方法研究、民族古籍专题研究、包括汉文在内的民族古文献研究。我校校长赵心愚教授致辞，热烈欢迎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认为本次研讨会是广大学者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希望该会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工作推向深度和广度。中央民族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黄建明教授、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聂鸿音教授、国外学者代表俄罗斯国家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伊丽娜・波波娃（Popova Irina）分别致辞。中央民族大学罗芳教授担任本次开幕式的英文翻译。

　　本次研讨会分为四组：西夏与北方民族文献组，蒙、满、西域组，藏文、彝文及其他南方民族文献Ⅰ组，藏文、彝文及其他南方民族文献Ⅱ组。来自十余个国家的与会专家就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了汇报发言，并在分组会议上作了热烈的讨论。研讨会的研究成果主要以论文形式呈现，共有74篇，内容丰富，涵盖文献学、语言学、语音学、音韵学、宗教学和历史学等，涉及西夏与北方民族的历史、经典、文献、语言，蒙文、藏文、彝文、苗文以及其他南方民族文献等的民族文字文献，为民族文献的抢救、研究和保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7月15日上午，“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完成了各项预定任务，举行简朴而又有意义的闭幕式。闭幕式由中央民族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黄建明教授主持。

　　在闭幕式上，首先由西夏与北方民族文献组、蒙、满及西域文献组、藏文、彝文及其他南方民族文献Ⅰ组和藏文、彝文及其他南方民族文献Ⅱ组的代表汇报分组交流、讨论的情况；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总支书记刘勇教授作大会总结。刘勇教授将本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特点归纳如下：

　　1.代表层次高，具有代表性。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土耳其、日本、中国和中国台湾等七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名代表中，不乏民族文献学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学者；

　　2.研究内容丰富。从代表发言的内容来看，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仅是民族文献及文献学的研究，除了西夏与北方民族文献的研究，蒙、满及西域文献的研究和藏文、彝文及其他南方民族文献的研究外，还包括了与民族文献相关的语音学、语义学、语言学、音韵学等多学科的研究。

　　3.研究成果颇丰。大会共收到与会代表提交的研究论文70多篇，提交论文的数量与参会人数之比超过90%，这在一般国际学术会议上是不多见的，反映了中外学者在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研究成果卓著。

　　4.老中青汇聚一堂。与会者中既有老一辈的民族文献学权威，又有年富力强的学术带头人，还有初露锋芒的青年才俊。我们看到：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研究人才辈出，后继有人，倍感欣慰。

　　最后，“第三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主办方，土耳其语言学会会长默斯塔法・阿恰林（Mustafa Aalin）教授委托土耳其伊勒德兹科技大学教授・约乐麦兹（Mehmet LMEZ）博士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并盛情邀请各位专家、学者明年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参加“第三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

　　本次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广大中外学者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此次研讨会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广度和新的深度。

　　伊丽娜・波波娃（Popova Irina）《〈俄斯翻捷要全〉世界用描述洲言的首次》

　　赵丽明《中国西南濒危文献的分类――川滇交界地区传世图经文献抢救与整理再报告》

　　黄建明《古彝人汉语名字的父子连名现象探――以〈姚安土同知高氏谱系〉为例》

　　王明贵《民族古籍濒危日剧，抢救工作刻不容缓――基于贵州省彝文古籍濒危现状的思考》

　　同美《从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的高度再论本教大藏经的价值》

　　我国民族古籍卷帙浩繁，种类繁多，其内容涉及政治、哲学、法律、历史、宗教、军事、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地理、天文历算、医药等诸多方面。民族古籍整理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重视，80年代初走上正轨。1982年3月国务院召开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提出并部署了收集、整理、出版民族古籍的任务。1984年7月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在国家民委成立了办事机构。目前，全国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30个州、地、盟相继建立民族古籍整理机构，在一些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建立了古籍研究所。这几年，相继成立了蒙古、鄂伦春、达斡尔等民族古籍，彝族古籍，朝鲜族古籍，满族古籍，锡伯族古籍，回族古籍，壮族古籍，藏族古籍等跨省区协作小组。自1984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已抢救、收集民族古籍12万种（部、件、册），已整理11万种（部、件、册），出版古籍、书籍（不包括馆藏古籍）5000余种（部、件、册）。在收集、整理民族古籍的过程中，我国的一些学者开始对民族古籍管理问题进行研究，涌现出了《中国民族古文字》（1982年）、《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1984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古籍举要》（1990年）、《民族古籍学》（1994年）、《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1997年）、《民族古文献概览》（1997年）、《新中国民族古籍工作》（1999年）、《中国民族古籍集成》（2003年）等一大批民族古籍论著。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丰富了中国民族古籍研究的内容，扩大了民族古籍的研究领域，同时也为创建民族古籍管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在国外，如日本、印度、俄罗斯及欧美等国不仅收藏有大量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而且还建立了许多研究所、学会和国际常设机构，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并对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分类、著录、目录组织、编译出版以及计算机处理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值得我们去探讨。

　　2.1创建民族古籍管理学有利于更好地保护与抢救这一珍贵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

　　目前，我国保存下来的民族古籍现状不容乐观，由于保存机构众多，部分民族古籍散存民间，再加上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许多民族古籍已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如不及时进行科学的管理，这些珍贵的民族古籍随时都有毁坏丧失的危险。民族古籍管理学的创建将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对民族古籍的产生发展、本质属性、运动规律、种类特点、价值功能和民族古籍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性质、实体管理和信息开发利用的方法技能、民族古籍事业的组织和管理进行探索研究，从而全面地揭示民族古籍的历史研究和现实利用价值，进而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加强对民族古籍的收集整理和资源开发利用工作，更好地保护与抢救这一珍贵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

　　民族古籍管理学是一门新兴的研究领域，由于起步较晚，各地民族古籍管理机构对民族古籍的管理工作尚属探索阶段，如何总结现有经验，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并采取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来管理民族古籍是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所必须解决的紧迫课题。民族古籍管理学正是适应了民族古籍科学管理的需要而产生形成的，该学科总结现有民族古籍管理机构收集整理民族古籍的有益经验，借鉴文献管理学的有关方法、手段、原则和措施，并根据民族古籍的实际状况，探索出一套收集整理、分类著录、编译出版、保管修补、鉴定统计民族古籍的科学方法。这一管理既保持民族古籍的内部有机联系，又对民族古籍进行科学的分类整理，将极大地促进民族古籍科学管理工作的发展，对实现民族古籍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族古籍作为一种珍贵的文献信息资源其学术研究与现实利用价值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而现今虽然民族古籍管理机构收集到的民族古籍数量繁多，但许多民族古籍还未分类整理，民族古籍提供利用的方法和措施较为单一，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各界对民族古籍珍贵价值的认识与利用。创建民族古籍管理学不仅向人们揭示民族古籍的珍贵历史研究和现实利用价值，阐述管理民族古籍的科学方法，还结合民族古籍的实际状况，探讨民族古籍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从编制目录、译注出版、馆内查阅、文献编研、举办展览、学术研讨、文化交流等方面提出全面开发利用民族古籍信息资源的可行性方法与措施。

　　民族古籍管理学以民族古籍实体和民族古籍实体管理工作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民族古籍的形成、本质属性、运动规律、种类特点、价值功能和民族古籍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性质、实体管理和信息开发利用的方法技能以及民族古籍事业的组织管理。具体研究内容包括：

　　(1)研究民族古籍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任务和方法及学科体系；探讨民族古籍管理学研究的现实意义、时代特点以及它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使民族古籍管理具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以促使该学科的成熟和发展。

　　(2)从不同的方位论述民族古籍的历史源流、学科内容、文献类型、版本情况、校勘注疏及收藏整理情况。

　　(4)研究民族古籍管理活动及其规律，主要包括5个方面：①以收集为重点的馆藏建设，主要研究对各民族古籍的接收与征集丰富馆藏的途径和方法；②民族古籍的日常管理，主要研究民族古籍的整理、鉴定、保管等业务原则与技术；③民族古籍的检索与编研，主要研究各种检索工具和民族古籍参考资料的编制，为开发利用民族古籍资源创造条件；④民族古籍的出版与为利用者服务。主要研究民族古籍的出版以及如何对社会各方面的利用者进行服务，包括民族古籍利用的需求以及提供利用的原则、方式和方法等。⑤民族古籍的综合管理与组织。

　　(5)研究民族古籍的数字化，建立民族古籍数据库，为我国建立民族学科文献信息中心网络提供依据。

　　(6)研究民族古籍管理工作者的职责和任务，其中着重研究实现民族古籍管理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方法和措施。

　　(7)研究民族古籍事业管理问题，即在民族古籍机构、行政管理、法制建设、宣传教育、出版发行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对民族古籍进行宏观管理，以利于我国民族古籍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民族古籍管理学是管理科学与民族古籍学相互交叉、相互结合的一门学科。从一般意义上说，民族古籍管理学研究的是民族古籍的管理问题，民族古籍管理学的原理与基本方法是从管理科学中抽出来的，是以管理科学的原理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是管理科学的一个分支。民族古籍管理学又属于民族古籍学，是民族古籍学的组成部分，分支学科，它离不开民族古籍管理活动的实践，也离不开民族古籍学的基本原理，是管理科学与民族古籍学相互交叉、彼此结合而成。如果离开了民族古籍管理活动的实践，仅仅套用一般管理原理，就不可能很好地指导民族古籍管理活动，也不可能探索民族古籍管理活动的规律。

　　民族古籍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作为民族古籍学分支学科的民族古籍管理学，其学科基本性质也是综合性的，而且它更接近实际，渗透于实践，应用性更强，所以民族古籍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

　　民族古籍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因此，它与许多学科相互联系，有的性质相近，有的是内容相互交叉。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民族古籍管理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需要广泛吸收其它学科的某些理论与方法；二是在民族古籍管理实践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

　　(1)与民族古籍管理学有隶属关系的学科。与民族古籍管理学有隶属关系的学科是管理学和民族古籍学。管理科学研究的是社会系统的管理活动及其规律，而民族古籍管理学则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民族古籍的管理活动及其规律，是从属于管理科学的。因此，民族古籍管理学有管理科学的共性。

　　民族古籍管理学是民族古籍学的分支学科，二者存在着血缘关系。民族古籍学研究民族古籍学的总体，民族古籍管理学研究民族古籍管理活动，是民族古籍学的子系统。二者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独立性。

　　(2)与民族古籍管理学有指导关系的学科。与民族古籍管理学有指导关系的学科是哲学、系统科学、民族学等。这些学科虽然与民族古籍管理学在层次、部类上相距很远，它们之间的关系不那么直接，但这些学科为民族古籍管理学提供一种思想和方法，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3)与民族古籍管理学有交叉应用关系的学科。有些学科与民族古籍管理学不属同族，或不属同一部类。研究对象也相差较远，但仍有某种特殊的联系。民族古籍管理学与社会学、读者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统计学、经济学、运筹学、决策技术、价值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等是一种交叉应用关系。民族古籍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社会各个方面，民族古籍的读者面也是多层次的，民族古籍在现实社会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关于民族古籍的地位和作用，不同读者群的分析，读者的阅读心理，民族古籍的宏观管理，微观管理、经营管理、现代化管理问题，都要应用上述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推动民族古籍管理学的发展。

　　(4)与民族古籍管理学有并列关系的学科。与民族古籍管理学有并列关系的学科是民族古籍学的各分支学科。如民族古籍目录学、民族古籍版本学、民族古籍校勘学、民族古籍编纂学、民族古籍考证学等。

　　民族古籍管理学是民族古籍工作实践与管理科学相结合的产物，民族古籍管理学不仅仅是研究民族古籍管理的理论，而且也是一门关于民族古籍管理的应用性学科。就是说，它不仅说明民族古籍搜集、著录、分类标引、主题标引、检索和利用等工作过程所遵循的科学原理，而且从宏观上阐明如何从整体上把握民族古籍管理工作，即民族古籍管理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方法。

　　民族古籍管理工作者进行民族古籍管理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各少数民族社会进步。民族古籍管理学除了要说明科学管理民族古籍在促进各少数民族社会进步中的意义，还要告诉人们如何有效地开发利用民族古籍去促进各少数民族社会的进步事业。

　　民族古籍管理学是促进各少数民族社会进步的自然因素之一。为此，它必须为民族古籍管理确定相应的职能。它不仅应该提出民族古籍管理之所以具有这些职能的理论根据，还应该提出实现这些职能的指导原则和方法。

　　民族古籍管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实现民族古籍管理的科学化，为了确保民族古籍管理实际工作能够严格地按科学规律办事，确保民族古籍管理工作的质量，必须制定出民族古籍管理工作的各种基本规范，以及民族古籍管理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方法，以达到最佳效果。

　　(1)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总结我国民族古籍工作的实践经验，根据中国民族古籍事业的特点和民族古籍管理学的特点，吸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力求使其理论性和实用性同步提高。

　　(2)从民族古籍管理学方法论来说，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论，作为本学科最高层次的方法论，以信息论、系统论、形式逻辑等作为本学科的一般方法论。运用上述方法来观察和分析民族古籍管理的对象和管理行为及其过程，同时注意防止生搬硬套其他学科的体例和名词术语。

　　(3)具体方法主要包括调查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数学方法和系统研究法。民族古籍管理学的研究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研究，调查法是民族古籍管理学研究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种方法。研究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直接考察了解当地民族古籍工作的实际情况，在调查过程中，可以根据所研究课题的需要，采用问答、问卷、观察、体验、统计、抽样调查等多种手段与方法，以获取第一手调查资料。

　　民族古籍管理学之所以有复杂性、特殊性等特点，就是因为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每个民族特有的古籍往往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因此，研究民族古籍管理学不能仅着眼于现实，而且还要研究其历史。所以历史研究方法是民族古籍管理学不可缺少的一种方法。

　　比较研究法是民族古籍管理学研究中经常运用的一种方法，由于各少数民族均有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各民族的古籍均呈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有其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在研究中采用比较研究法，可以更好地把握各少数民族古籍的特点，增强管理的针对性。

　　数学方法在民族古籍管理的计划、目标管理、组织、决策、计量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它是使民族古籍管理学进入定量分析阶段不可缺少的方法。古籍计量学中的布拉德福定律、齐夫定律、洛特卡定律、普赖思曲线等，以及古籍的变化规律、半衰期的研究、古籍率、引文率及古籍流通中的一些公式，都是通过数学方法计算得来的，此外，古籍检索系统设计等领域，还广泛地应用了运筹法、优选法、集合论等数学方法，所以数学方法也是民族古籍管理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

　　民族古籍管理学是一项综合性研究，涉及到众多学科，因此，应用系统研究方法，采用以民族古籍管理学为中心的多学科横向联合攻关，是研究民族古籍管理学行之有效的现代化研究方法。

　　3包和平.少数民族古籍的科学管理和开发利用.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10)

　　在悠久的世界文化中，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具有着不可忽略的地位，而我国的古籍图书是记载我国历史文明的重要工具。同时古籍图书不仅见证着我国的文明，而且传承着我国优秀的民族精神。我们在对我国丰富的古籍图书感到骄傲的同时，也叹息我国古籍图书所承受着不同程度的侵蚀与损害。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更好地保护古籍图书免受伤害，使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在目前，大多数的图书管理人员都是一些年轻的大学生，他们基本上没有很强的古籍图书保护的意识和责任感，他们认为古籍图书和普通的书籍并没有什么不同，对管理古籍图书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通常采取一般的管理图书的方法去管理古籍图书，因此导致大量古籍图书遭受损伤。一方面由于不重视古籍图书的保护，管理部门也没有意识去购买一些基本的保护古籍图书的设备，使得古籍图书暴露在恶劣的环境当中，造成古籍图书不必要的侵蚀与损坏。另一方面在古籍图书的流通过程中，读者也缺乏保护古籍图书的意识和责任感，甚至有一些读者恶意损害古籍图书，并没有意识到古籍图书的重要性。因此人们保护古籍图书的意识淡薄是造成大量的古籍图书损害的重要因素。

　　古籍图书的管理标准应该是非常严格的，然而目前大多数的管理人员都缺乏古籍图书保护的知识。如对古籍图书所在环境湿度的控制、防火、防止虫害以及光的危害等问题都认识的不太清晰。首先，在我国，大多数的古籍图书资料都存放在条件比较简陋的库房里，使得古籍图书遭到许多蛀虫、老鼠等的侵蚀，同时库房的空气湿度和温度也对古籍图书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比较潮湿的空气中，再加上适合的温度，书籍是非常容易发霉和生蛀虫的，从而导致古籍图书受到严重的侵蚀。其次，读者也缺乏对古籍图书保护的基本知识，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读者由于没有认识到古籍图书的重要性，进而随意的涂画与折叠，导致古籍图书变皱、变脏，减少了古籍图书的使用寿命。最后，火灾是古代造成书籍严重损失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科技先进的现代，我们更要防范火灾的发生，以免火灾对古籍图书造成不可挽回、不可修复的损失。因此，人们保护古籍图书的知识不足也是造成古籍图书损坏的重要原因。

　　保护古籍图书的目的不是收藏，而是能够充分开发利用他们的价值。一直以来，我们的思想只重视收藏，为了防止古籍图书损害，图书馆经常会限制读者使用，以至体现不出古籍图书的价值。一方面图书馆系统没有整理，使得资源不能够共享。由于古籍图书收藏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研究机构、博物馆等，以致古籍图书很难进行整理，同时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古籍图书保护交流的平台，古籍图书整理人员还不能够及时进行交流与沟通，使得古籍图书的利用很难开发。另一方面古籍图书的数量很多，种类复杂，并且古籍图书与现在图书的编码不同，对图书馆的书目检索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同时古籍图书内容复杂，在图书馆分类的标准与依据很难达到统一，读者在寻找书籍时会浪费很多时间。这些都是由于我国的古籍图书管理技术缺乏所造成。

　　国家对古籍图书保护并没有制定一些有效的关于古籍图书保护的法规与制度，使得图书馆没有一个统一的、完善的管理制度。图书馆的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决定着古籍图书保护工作能否有效的进行。为了保护古籍图书的安全，图书馆制定图书出入库制度、人员出入制度、库房检查制度等，以便更好地保护古籍图书。在目前的图书馆中，古籍图书保护方面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古籍图书修复工作量极大，但修复人员却是极其缺乏，导致古籍图书损坏越来越严重。由于国家对古籍图书保护工作不够重视，并没有制定一些统一的计划，使得古籍图书保护部门达不成统一的意见，保护工作得不到有效的落实。同时经费也不够充足，防范古籍图书侵蚀的一些设备得不到改善，从而古籍图书侵蚀越来越严重。这些都是由于我国对古籍图书保护工作不够重视所造成的。

　　目前，不管是管理人员还是阅读者对古籍图书的保护意识都比较淡薄，我们必须加强人们对古籍图书保护的意识。我们应加强古籍图书保护的教育宣传工作，提高人们古籍图书保护的责任感。首先：图书馆可以通过演讲、培训、讲座、讨论等形式来宣传古籍图书保护的重要性，提高人们保护古籍图书的意识和责任感；其次：政府方面可以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来宣传古籍图书保护的重要性，培养全民的古籍图书保护意识，使全社会公民都处在保护古籍图书的良好气氛当中，政府还可以加强著名明星对古籍图书保护的意识和责任感，利用明星效应，可以更有效地加强人们对古籍图书保护的意识和责任感。最后：政府应该提高管理部门的古籍图书保护，鼓励管理部门购买保护古籍图书的基本设备，使得古籍图书减少损失。只有我们不断加强人们对古籍图书保护的意识和提高古籍图书保护的责任感，才能更好的保护古籍图书，使其免受损害。

　　由于图书馆古籍图书的特殊性，古籍图书需要专业的人进行管理。但是目前专业古籍管理的人才极其缺乏，我们应该加强人们古籍图书保护方面的知识，培养古籍图书保护方面的人才。一方面：普及古籍图书保护方面的知识。古籍图书是记载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工具，古人运用基本的书籍保护知识使得古籍图书流传至今，足以证明古籍图书保护知识是值得学习的。比如我们可以为古籍图书制作一些书套，既可以防止尘埃污染和光线直射，又可以减少碰撞、摩擦造成的损害；把古籍图书放在比较开放的环境里，防止书籍受潮遭到蛀虫的侵蚀。在此特别强调普及防范火灾的知识，因为火灾会对古籍图书造成不可挽回、不可修复的损失。另一方面：我们不仅要加强图书管理人员的管理知识培训，更要加强图书馆管理人员职业道德素质的培训，这样才能使得古籍图书得到更好的保护。加强管理人员知识和职业道德的培训能让古籍图书保护的质量大大提高。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古籍图书保护的知识，使得古籍图书得到更好保护，免受侵蚀与损坏。

　　我国的科学技术在不断地飞速的发展，我们也应该提高古籍图书利用的管理技术，使其更好地保护古籍图书，充分利用古籍图书的价值。首先，我们可以运用目前先进的科学技术将古籍图书制成电子版，这样不仅可以防止古籍图书遭到损坏，而且还能充分发挥古籍图书的价值。况且古籍图书由于侵蚀与损坏在不断的减少，电子版本就显得更为重要，更能保护古籍图书的完整性。其次，图书馆可以运用目前先进的技术对古籍图书进行有规则的编码分类，建立相关的网络古籍图书资料查询库，可以大大提高古籍图书资料阅读查询的效率，也可以便于读者使用和管理者管理。最后，古籍图书由于遭受自然和人为的伤害，致使其数量在不断的减少。我们应该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其进行检查与维护，对已损坏的古籍图书及时加以修复，使得古籍图书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因此，我们要大大提高古籍图书的管理技术，使得古籍图书能够得到有效保护与利用，免受损害。

　　由于国家对古籍图书保护不够重视，我们在古籍保护工作过程中得不到有效实施。国家在古籍图书保护工作中扮演的不可缺少的角色，应该基于国情，抓住主要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得保护古籍图书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一方面：国家应该制定一些关于古籍图书保护的法律与法规，完善各个方面的规章制度，在政策方面进行监督与引导。有关部门要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做好古籍图书保护的工作。另外，古籍图书保护所需的人才、技术、设备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国家在这方面要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国家应鼓励古籍保护相关单位进行交流与协调，使得各个单位的意见达到一致，更有利于古籍图书保护工作的开展。同时各个部门的古籍图书管理人员应加强合作与沟通，增加交流渠道，实现共同发展，优势互补，更有利于古籍图书保护行业的发展。

　　总之，图书馆古籍图书不仅见证了我国历史文化与文明，而且承载着我国的民族精神，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保护好古籍图书免受损害，使得古籍图书能够贡献出最大的价值。目前古籍图书损失的主要原因有人员保护古籍图书意识淡薄、保护古籍图书知识薄弱、管理技术缺乏和国家对古籍图书的重视不够，因此为了更好保护古籍图书，我们应该提高人们的保护意识、普及古籍图书保护的知识、提高管理水平以及重视程度。

　　[1]李双玲.新疆高校图书馆古籍普查保护工作探析--以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新疆教育学院）图书馆为例[J].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15，（1）：115-117.

　　[2]马晓丽.图书馆古籍管理与保护工作探析[J].科技与企业，2013，（21）：71-71.

　　[3]秦慧.基于文献计量的2008-2013年四川省高校图书馆古籍保护研究述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5）：233-236.

　　中国古籍，简单地说，就是产生在古代中国的典籍、载籍，就是中国的古籍。具体地说，“古籍”就是：凡产生在1912年以前，内容是研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方法是中国古代传统著作方式，装帧具有中国古代图书传统装帧形式的典籍，就是中国古籍，即用文字记录于不同书写材料上的文献典籍。在装订方式上经历了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毛装、平装等演变过程。从内容和形式上展现中国古代典籍书刊封面、插图等美术设计和版式以及装订形式等技术来展现中国古代典籍。这些古籍记录了历代社会各领域的文明成果，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凝聚物。对于后人，则是研究、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然而，中国古籍经历代流传，因不断地遭到人为的损坏和自然的侵蚀，正在不断减少。目前，我国需要修复的古籍超过1000万册（件），其中需要进行抢救性修复的珍贵古籍约有20万册（件）。为改善我国古籍保存状况，受文化部委托，由国家图书馆组织起草的《古籍普查规范》《古籍修复技术规划与质量要求》《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古籍定级标准》《古籍特藏破损程度定级标准》等中国古籍保护相关标准规范日前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使我国的古籍保护工作今后将有章可循。今天，保存于世的历代古籍，绝大部分收藏在各级图书馆中，因而图书馆责无旁贷地承担着收藏、保护、开发利用古籍文献的任务。图书馆古籍工作者的宗旨，就是要尽可能妥善地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以便有效地开发与利用，为社会创造物质和精神文明。

　　历代文献自产生以来，损毁现象即随之出现。古籍遭受损毁，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种因素，即人为的损毁和自然的侵蚀。纵观中国历史上古籍图书的种种“厄运”，毁坏了无以计数的古籍。大多数属于人为灾害；与此同时，自然侵蚀如水湿、火烧、虫蛀、鼠咬、霉烂等因素，也对古籍图书造成损害。中国古代藏书家对古籍的保护十分重视，一直把对于人为灾害的预防放在首位，而对于因自然侵蚀遭受损害的图书，最直接的抢救办法就是对破损古籍文献进行修复。古人对图书保护的种种措施，至今仍为我们所遵循。

　　历史资料记载，历代公私藏书家为收藏古籍，曾建立严格的保护制度，如宋代典籍《南宋馆阁录》等书中，就记载了宋代馆阁藏书的防火制度、库房管理制度和古籍阅览制度；清代学者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版本学家叶德辉的《藏书十约》中，均记载了对藏书环境、书库设置、藏书设备制作等方面的要求。正是由于历代藏书家在古籍保护方面付出的不懈努力，中国古籍才得以世代相传。以明代嘉靖年间修建的藏书楼宁波天一阁为例，楼主范钦从藏书楼的环境、藏书的建筑、藏书保护的措施，乃至藏书保管制度等方面，均为预防人为及自然损毁，做了十分周密的考虑。如在建筑方面，范钦根据古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训，将藏书楼取名为“天一阁”，即寓“以水克火”之意。为切实地预防火灾，除禁止将火种带入天一阁以外，楼前又修“天一池”，引入月湖之水，蓄水以防意外。天一阁的建筑结构，在防尘、防潮方面，充分考虑到隔热、避光、防尘等功能。天一阁底层的地面均经过特殊处理，屋内铺设的方砖，曾经油料浸泡，具有防尘、防潮效果。藏书楼前后所设的推拉窗，便于自然通风。为进一步保护图书，阁内藏书配有木制书盒，再存收木橱里，以起到防潮、防尘的作用。为了防止图书受潮，天一阁规定每年春夏之交，均要将藏书放在通风处翻晒一遍，透气防潮，以延缓纸张的老化变质。在防虫、防蛀方面，又规定每年投放驱虫药一次，采用的是中草药灵香草，置于橱内，香味自然发挥，防虫效果良好。在藏书楼管理方面，范钦总结前人藏书聚集的经验，认识到要保证藏书世守不替，必须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为了防止藏书的失散，规定外人不得进入藏书楼，族人亦只准在楼内阅览藏书，不得带出。范钦去世前立下遗命，嘱咐子孙“代不分书，书不出阁”。遵此遗训，范氏后人为此制定了严格的族规。雷竞技APP综上所述，正因天一阁藏书楼从环境、建筑、保管、制度等方面均体现了预防为主，保护第一的宗旨，才使天一阁藏书楼巍然屹立，保存至今，为历时最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藏书楼历时400余年而不毁的事实，足以证明严格的防火、防潮、防虫、防盗设施及管理制度对保护古籍的重要作用。

　　绝大部分流传至今的中国古籍均为纸质载体。纸质图书便于书写、刻印和传播，但也有不容易保存的特点。纸的主要成分是植物纤维，容易因水、火、虫等侵害而遭受损毁。古人的生活环境及藏书条件，使水、火、虫等侵害无法避免。以虫蛀为例，现存古籍图书中，虫蛀现象最为常见，这是由于古人用竹子、树皮、麻和稻草等植物纤维为原料造纸，纸浆中不含防虫、防菌的化学原料，因而最易产生虫蛀。为了使受蛀蚀损坏的书籍再获新生，继续流传，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开始对古籍进行修复，并出现了专门从事古籍修复的艺人。古籍修复艺人使用的只是简单的纸、笔、水、浆等工具与材料，凭着心灵手巧，对残破图书逐页修补，经补洞、接补、溜口、托裱、装帧等工序，能使一部破损图书的面貌焕然一新。在长期的修补实践中，古人又创造了“整旧如新”和“整旧如旧”的不同修补技术，以适应不同图书的修补要求，表现了高超的手工技艺。这种高超的修补技艺，逐渐发展成一门与藏书活动并存的行业。由于从事工具修补工作的多为缺少文化的工匠，技术多由父子、师徒间言传身教，代代相传，而很少现成文字，更难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并推广，所以尽管传世古籍浩如烟海，对于图书修补技艺的记载却不多。古籍收藏的经验告诉我们，今天得以保存的古代典籍，绝大部分曾经过前人的精心修复。历史上无数不知其名的良工巧匠，以其古籍修复的辛勤劳动，保证了古籍的长久流传，历代修书艺人对中国古籍的保存功不可没。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达，图书馆在继承前人古籍保护遗产的同时，逐步改善藏书环境，并先后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使古籍文献的保护条件日益完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图书馆事业获得长足进步，目前一批具备现代化技术条件的善本书库先后落成。图书馆古籍善本保护工作的进步，具体表现在古籍书库的环境、建筑、设备、管理制度、修复手段等方面，间接表现在利用科学方法对古代文献的抢救，如文献缩微、复制、影印出版、电子扫描、光碟储存等。以下仅论述古籍的直接保护措施：

　　中国古代藏书楼毁于火灾的事例不计其数，为后人提供了警示。因此，在现代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中，防火亦为重中之重。为了防止火灾带来的毁灭性威胁，不少古籍善本库房已安装有防烟警报感应器和气体灭火装置，一旦库房内出现烟火，立刻自动断电，扑灭火源。同时，在库房内安装冷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