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竞技APP杨天石：我素来的理思是写诗、写小说、看成家自后才转嫁为研讨文学

　　本书是《杨天石文集》中的一种，收录本人所写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论文、读书札记或随笔，共44篇，陆续写成于几十年间，体裁不同，风格亦有区别。其中十余篇录自未刊手稿，尚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

　　我报考大学时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作为第一志愿，试图走从新闻记者到作家的途径。入学后划分专业，在新闻学和汉语言文学两个专业中，我选择了后者。读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汉语言文学专业再细分为语言和文学两个专门化。我选择了文学专门化。我原来的理想是写诗、写小说、当作家，后来才转变为研究文学，特别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和经验。

　　在中学时，我喜欢读中国的古诗。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我想研究这一高峰形成的原因，为新中国的诗歌发展提供借鉴。于是，我大量购置唐代诗人的总集、别集、选集。从“初唐四杰”到晚唐的皮日休和陆龟蒙，唐代诗人的作品集我大体上都买齐了。自然，我第一个关注的是李白。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李白一生最佩服的人是南齐诗人谢朓。谢朓字玄晖，做过安徽宣城太守，因此被称为“谢宣城”。其诗善于描绘江南山水，形容清澈流淌的江水有“澄江静如练”之句，这句诗使李白赞叹不已，赋诗云：“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由于李白一再称赞谢朓诗的艺术成就，所以清人王士祯曾赋诗称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李白为何一辈子在谢朓面前低头，这是我想探求的秘密。我仔细研读谢朓的作品及其相关资料，连一向不为人注意的赋体作品都逐字逐句地探索。为此，我甚至持书向为我们讲授这一段的冯钟芸教授请教。冯教授惊讶地叹道：“你读书这样细致呀！”

　　1958年，北京大学开展以“兴无灭资”为口号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部分教授，例如为我们讲授唐代诗歌的林庚教授就被视为“白旗”，成为学生们的批判对象。最初，我们办了个油印刊物，我写了一篇《孕育了陈子昂的是上升发展的时代高潮吗？—与林庚先生商榷》，以唐代杰出诗人陈子昂的自身坎坷经历说明不存在所谓“盛唐气象”。不久这篇文章即被《光明日报》的编辑选中，发表在报纸上。当时，北大全校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正走向高潮。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黄衍伯同学提出，放弃暑假，集中全年级同学的力量，集体编一部《中国文学史》，高高举起无产阶级的红旗来，我表示积极支持。有同学担心在艺术分析能力方面，我们可能赶不上教授们。那时，我不知天高地厚，力言这方面我们也行，于是立即贴出大字报提出倡议。大字报迅速得到全年级三个文学班的响应。大部分同学都报名参加写书，按时代先后成立起各种写作小组来。

　　我被分配到隋唐五代组，组长是二班的孙玉石同学。我被任命为副组长。大概是那时认为我对唐代文学比较熟悉，业务上还行吧。

　　在哲学史研究方面，苏联流行一种说法：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那时，茅盾正在《文艺报》上连载《夜读偶记》，该文除认为民间文学是主流外，还参考苏联哲学史学界的看法，认为文学史就是一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我们接受这一看法，以之作为拟编的《中国文学史》的指导思想。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些方面，我们之间没有争议。为了写好这两章，我将同班的张少康同学从别的组要过来，请他撰写有关章节。我自己则负责撰写唐代文学研究中的弱点《白居易和中晚唐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当时，凡是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家和作品，我们都冠之以现实主义的徽号；凡是写隐逸遁世思想的作家和作品，我们就贬之为反现实主义。例如当时福建官吏常取幼童，割去其生殖器，使之为奴，海盐诗人顾况为此写过一首诗，题名《囝》，反映这批童奴的悲惨遭遇和生活，我们即称之为现实主义作家，但是，其人晚年隐居茅山，自号华阳真逸。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就不置一词了。与顾况相反，李商隐则被定为反现实主义作家，尽管他也写过不少忧国忧民的作品，例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韵》诸篇，哀叹民生凋敝，被认为与杜甫诗的精神相通。前人称，“读义山诗，悠然想见其当日之心，而知夫少陵而后仅一遇焉者也”。但是这一切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他《登乐游原》中的名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此诗被认为“充满了王朝末日的感伤和士大夫不可排遣的悲哀”，于是，李商隐被定为反现实主义作家，同时被定性为反现实主义的还有著名山水诗人王维，以韦应物、刘长卿为代表的隐逸诗派，以卢纶、钱起为代表的大历十才子，以韩愈为首，包括孟郊、贾岛在内的苦吟诗派等。自称“寻章摘句老雕虫”的李贺，被认为是晚唐唯美主义诗风的开路人而加以否定。我们虽承认杜牧其个别作品“有一些爱国思想”，但立即批判其态度冷漠，只引用了其著名的《山行》一诗后就轻轻带过。其实，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不同处境下，其生活态度和志趣常有不同，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体两面，其诗作出现积极、消极情绪的混合交叉本是常见现象，和创作方法无关，更和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无关。我将意见反映到组里，意在证明所谓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公式不能成立。组里要我办个展览，将现实主义作家的反现实主义作品和反现实主义作家的现实主义作品一一展示罗列。这对我来说并不困难，因为这些作家的诗集、文集我都有，小型展览很快办成，摆在一间卧室的桌子上。孰知我的组员略一浏览之后，一句话就否定了我的挑战。哪句话？“要看本质，看主流”。

　　1960年2月6日，陈素琰同学代表我们的集体在全国学生第十七届代表大会上说：“有一个晚上10点过了，隋唐五代组的同学们在讨论一个同学提出的大纲，那个大纲说唐代诗人李商隐、杜牧等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大家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种说法对这两位诗人评价过高，虽然这两位诗人也有好诗，艺术成就较高，但也应该看到他们身上带有没落的封建士大夫思想。这位同学起初认为大家不掌握材料，而自己掌握大量材料，有发言权，于是大家连夜分头阅读材料到天明，继续讨论，最后证明大多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

　　发言中所称“一个同学”，指的就是我。其实，我和大家的分歧并不在于李商隐和杜牧是否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及其精神强烈与否，而在于能不能将这两位定为“反现实主义作家”。陈素琰同学当时不在隋唐五代组，会上所言当是根据汇报或传言，因此细节不大准确，所称“连夜分头阅读材料”也与举办小型展览的情节不合，但所言我和“大家”发生过分歧和争论，则大体符合事实。

　　我的挑战失败了。于是只能按“大家”所定的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的模式写，在稿件中突出了主线，安排了《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理论基础》《白居易的生平和创作道路》《晚唐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等章节。这些部分，我用力较大。当然，作为其对立面，也安排了《白居易后期诗歌的反现实主义倾向》《中晚唐反现实主义诗派》等少数章节。

　　我写完初稿后，著名的近代文学专家阿英先生提出，全书不可以没有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团体南社，我被派补写这一部分。当时，北大旧期刊存放在外文楼楼顶，我便天天爬楼，阅读古色古香的线装版《南社丛刻》。北大所存不全，我便联系阿英，到他位于城内棉花胡同的住所去借。承他盛情，将全套《南社丛刻》二十余本借给我这个二十多岁又与他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我根据这批资料，很快写成《革命的文学团体—南社》，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学》中的一节，补进全书。这是我研究南社的起点，也是我后来调入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中华民国史的起缘。

　　我在完成所承担的任务后，奉命将初稿交给二班的孙绍振同学去修改，我自己和一位名叫贺瑞君的女同学被派到丰台桥梁厂去写工厂史—《长桥万里》。二班的黄修己同学已经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孤身一人单干，我们去是为加强力量。

　　孙绍振接手我的文学史初稿后，认为我的稿子资料丰富，较之前人有不少新的开掘和发现，还不错。时期，什么都快。1958年7月31日，北京大学党委号召科学跃进，8月1日，我们三十多个同学动手编写《中国文学史》，至同年9月5日完成后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时约40天，共77万3000字。出版社的编辑和我们年级的少数学生，共同下厂，通力协作，24天后全书出版，向国庆献礼。书分上下两册。用的是红色封面，所以这套书就被称为“红皮本《中国文学史》”。9月27日，《光明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出版工作的新方向》，内称这“不仅是在我国文化革命高潮中出现的新气象，同时为出版工作者与学术界新兵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范例”。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鼓励年轻人“敢于想前辈不敢想的东西，敢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

　　“红皮本《中国文学史》”出版后，为了继续革命，1955级文学专门化的同学又分别组织《文艺思想概论》《中国小说史》《近代诗选》三个小组。我和孙静、孙钦善、陈丹晨、刘彦成、陈铁民、李坦然等参加《近代诗选》小组，选录并注释战争至五四前夜的中国旧体诗，想在古书注释这一领域也“插上红旗”。工作过程中，小组成员陆续调做其他研究，小组人数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我和季镇淮教授二人。这项工作一直做到我毕业后，仍在做，仍在改，直到1963年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我对于将李商隐等定为反现实主义作家始终不服，此后，以个人名义陆续写成《三说李商隐》，一为《王充以后又一人》，一为《古来情语爱迷离》，一为《牙旗玉帐真忧国》，全面分析诗人的反孔和爱国思想，也分析其名为《无题》而实写爱情的多首名作。这三篇算是表达了我当时对所谓现实主义斗争公式的一点质疑，现在都收在本书中，此外还写过一篇《补说李商隐》，现在也从旧稿中寻出，补入本书。当时在压力下所写原章节则一概未收。

　　“红皮本《中国文学史》”虽然受到各方哄抬，名声大噪，但是它有两个根本缺陷，一是简单化，二是粗暴化。1959年上半年，我们酝酿修改，季镇淮教授要我们写文章，提修改意见。我因为对唐代文学比较熟悉了，准备将研究领域下移，便选择了研究明代的公安派，现在本书中的《略论袁中郎的诗》就是这一状况下的作品。本文承季镇淮教授阅审，他认为“有价值”。

　　“红皮本《中国文学史》”的修改也很快，篇幅扩展到125万字，分四册，于1959年国庆节前出版。这部书，封面被改为黄色，所以后来被称为“黄皮本《中国文学史》”。

　　康生惯于“打人”，阅后立即以此作为打人的石头，他于1959年11月27日致函说：“去年你们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出版的时候，也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议论，说你们的书这也不行，那也不好。但是你们在党的支持下，没有被这股歪风邪气所吓倒，今天又重写了这部一百二十万字的新著。书摆在人们的面前，事实打破了人们的怀疑，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你们的各种雠言也不攻自破。”

　　风向变了。人们还记得此前我曾反对将李商隐定为反现实主义作家，此次修改前，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特别提起此事。新的修改本抛弃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提法，比较实事求是，而且欢迎教师参加合作。不过由于此前我已参加编注《近代诗选》，所以此次修改被调至近代组。

　　范文澜同志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中写道：“林则徐是中国封建文化优良部分的代表者，又是满清时代维新运动的重要先驱者。他在1830年（道光十年）与黄爵滋、龚自珍、魏源等结宣南诗社。这一小诗社中人，黄爵滋发动禁烟运动，龚、魏发动维新思潮，林则徐成为他们的首领……”但是，对于这一诗社，向来缺少研究。我和季镇淮师都很关心这一问题，受季师感染，我广泛查阅道光前后有关诸人的诗文别集，终于查相雷竞技APP，雷竞技APP发现范说不尽符合实际。写成文章后我送请季师审阅，他用墨笔作了修改。我坚持请他共同署名，他谦辞再三后才勉强同意。至今，我还保存着季师的墨笔改本。

　　此前的多种《中国文学史》一般都写到战争前夕即戛然而止。我们的“红皮本《中国文学史》”在阿英先生的关怀和指导下，增写了第七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初具规模。从“红皮本”至“黄皮本《中国文学史》”，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就写得比较完备了。我为“黄皮本”执笔的内容有林则徐、战争时期诗人、诗界革命、维新运动时期诗人、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丘逢甲、秋瑾，以及南社诗人柳亚子等人。

　　这些内容现在大部分收入本书，有些篇目如《风雷的召唤—论龚自珍的诗》《黄遵宪的生平、思想和创作》，并非出自黄皮本《中国文学史》，而是个人另作。至于该书中南社和柳亚子等革命诗人部分，由于2020年1月，在东方出版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杨天石文集》中已有《南社史三种》上下两册，为免重复，本书就不再收入。

　　进入1960年，学界开始反对修正主义、批判修正主义。这时我们觉得“黄皮本《中国文学史》”又似乎批判不够了，所以曾改写部分内容，印成内部本，但始终没有公开出版。我只记得，有位领导人到北大调查近几年学术研究中几次翻覆变化的情况，找我谈过话，问我：“像李商隐这样和打交道的作家有什么值得肯定的？”我感到，这大概又是听了什么汇报的结果，所以便无言，没有回答这一问题。

　　1965年，学术界发生关于晚清谴责小说评价的讨论。10月31日，文乃山教授在《光明日报》的副刊《文学遗产》第530期发表文章，认为李伯元等人的作品是“代表中国近百年来进步思想倾向的启蒙主义作品，是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爱国主义的作品”。这显然是一种过高的、背离实际的评价。《文学遗产》原由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那时已改为《光明日报》自办。主持人章正续是老报人，承他邀约，我曾连续写过几篇文章，参加讨论。

　　“文革”期间，我无事可干。最初拟和好友陈漱渝君合写《鲁迅传》，也曾协助卧病在床的吴则虞教授编《中国佛教思想文选》，后来同学谭家健君建议写本《中国小说简史》，我欣然同意。于是分工合作。不过似乎一直没有写完，也就没有考虑出版。这就是现在本书中有几篇研究古典小说的未刊文章的原因。

　　陈旭麓教授曾主编过一套《中国近代史丛书》。我曾写过一本小册子，题名《黄遵宪》，完整地叙述黄遵宪的生平、思想，评述其诗歌作品和史学著作《日本国志》，蒙旭麓教授赏识，收入他主编的丛书，于1979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次个人编辑文集，我将该书改名为《黄遵宪传》，收入文集中的《思潮与人物》卷中。其他有关文章，则收入本书和《晚清史要》卷，敬请读者诸君留意。

　　我是中文系出身，1960年毕业离校以后，由中国文学转而研究中国哲学，又转而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钩挂三方来闯荡”。正确乎？错误乎？幸乎？不幸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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